自古以来，治国理政，无不须以民为本、以民为重。“孟子曰：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唐太宗也提出：“凡事皆须务本，国以人为本”，他关于君民关系的巧妙比喻——“君，舟也；民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深刻警示着后来各个朝代的统治阶层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古代的“民本”思想是群众路线最早的历史渊源。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亡。虚心吸收借鉴历史经验教训，对于我们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。
一、尧、舜“谏鼓谤木”
据《吕氏春秋·自知》记载:“尧有欲谏之鼓，舜有诽谤之木。”谏鼓置于庭中，谤木设于市井。百姓如有谏言，可击此谏鼓向尧提出；如舜有过失，百姓可将意见刻写于木上，提醒舜做出改正。正如清代学者吴楚材指出：“立诽谤之木，使天下得攻其过；置敢谏之鼓，使天下得尽其言。”有人把这种做法视为古代准信访制度或权利救济方式的雏形，但笔者认为，“谏鼓谤木”同样也可看作是上古时期部落首领重视众意、推行“群众路线”的一种古老载体。
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最大的政治优势,是党的事业走向成功的法宝,也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前提。由于时隔数千年，尧舜的做法于今日来看自然过于原始，但其初衷却体现了注重联系群众、听取群众意见的要义。“谏鼓谤木”同样启示我们，要通过打造平台、拓宽渠道、创设载体等方式，让广大群众的声音、意见和诉求实现充分涌流迸发，只有如此才能为察民意、体民情、解民忧奠定基础，才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为我们党的事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。
二、汉文帝“俭政为民”
如果说“相信群众、依靠群众”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前提和方式，那么“为了群众”则是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旨向和依归。以西汉“文景之治”为例，文帝厉行节俭、与民共甘苦，就彰显了朴素的群众观点，这也是造就天平盛世的重要因素和群众基础。
汉文帝在位期间，宫室苑囿，车骑服御，都无增加。他曾经想做一个露台，预算报上来，需要百金，便放弃了这一想法。后元七年，因遭遇旱、蝗两灾，庄稼歉收，民不聊生。这时文帝下诏，不准诸侯向朝廷进贡，减少皇帝享用的一切服饰、用具，以勤俭节约度日为老百姓减负纾难。正是由于汉文帝心系黎民、躬行节俭、严以律己，从而万民拥戴、天下太平，由此开创了令人称颂的一代治世。
宋朝贤相范仲淹说过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对于治政做官者来说，所谓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，就是要做到真心关心群众冷暖，切实改善群众生活，真正让群众得实惠。假若我们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学习汉文帝的“俭政为民”，“以上率下”、以身作则，把“为民、务实、清廉”的总要求刻在心上、印在脑中，身体力行、孜孜不倦，就一定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，践行群众路线就必然会见真功、结硕果、收实效。
三、“廉洁皇帝”郭威
在中国历史上，周太祖郭威以开明仁厚闻名，被后世誉为“最廉洁的皇帝”。学者薛庚环的《郭威评传》里讲到，郭威做了皇帝后惜民爱民，在生活方面十分勤俭节约。他曾打碎后汉宫中的玉器数十件，并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身为君王，怎么能用这些东西！这是亡国之物，应以为鉴。”他还说：“我出自寒门，备尝艰苦，又遭遇战乱，现在做了皇帝，怎敢独自享乐而不想民众呢？”上述言行用今日的话来概括，就是“情为民所系”。
郭威来自下层社会，自幼长于农家，对当时社会的弊端和下层民众的疾苦感同身受。他历经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即皇帝位，这一非同寻常的经历，使他心里装着百姓，施政目光聚焦于百姓，立身正己为万民作表率，将百姓的安危祸福与政权的盛衰兴亡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。他病重后，曾一再嘱咐太子柴荣，对自己的后事一定要从简办理，陵墓规模、设施要简朴，不得劳民伤财等等。这样的作风，在历代皇帝之中确实难能可贵。
追昔抚今，引人深思。郭威作为封建社会的帝王，尚且能够清廉自矜、重视民生，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身为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，坚持以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为宗旨，就更加没有理由不洁身自好、廉洁自律，就更加应当须臾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，牢固树立群众观点。
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：当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，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“四风”上。笔者认为，“四风”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正是疏远和脱离群众，甚至站在群众的对立面，是对群众路线的背离和放弃。而脱离群众的危险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执政面临的最大危险。因此可以说，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“生命线”和“事业线”，切实践行群众路线不但关系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，更涉及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一重大现实问题。
四、几个“反面教材”
如前文所述，中国古代专制社会虽缺乏类似于现代西方的民主观念，但却有“仁政”、“民本”思想。所谓“仁者爱人”，“人”就是人民群众。“仁政”包含着最高统治者敬畏天地、尊重民意、体恤民情、爱护民众的内涵，也就是“以民为本”的为政理念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儒家的“仁政”主张与我们今天的群众路线在价值取向上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如同当前“四风”问题在我们党内大量存在一样，中国古代社会同样有不少倒行逆施的统治阶级代表，他们的命运与教训带给我们许多感慨和反思，不妨称之为古代“背离群众路线的反面教材”。在此略举几例。
夏朝的末代君王桀，荒淫无度，暴虐无道。为了满足其奢侈的享受，夏桀无休止地强迫夏民拼命劳役，肆意宰割人民，榨干了百姓的血汗，这就不仅仅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问题了，而是硬把君民之间的“鱼水”关系搞成了“水火关系”。人民对他的暴政已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，而他却狂妄自大，自比为太阳。结果为商汤的义军所俘获，成为亡国之君，被放逐而饿死。
董卓是东汉末年的权臣、凉州军阀，于汉灵帝末年进京，旋即掌控朝中大权，整个东汉政府几乎完全受制于董卓。掌控中央政权后，董卓不思造福百姓，反而残忍不仁，经常派遣士兵四处劫掠、奸淫妇女，利用搜括来的钱财寻欢作乐，穷奢极欲，终于招致天怒人怨、众叛亲离，落得暴尸街头的可悲下场。
隋朝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短命王朝，隋炀帝杨广也是历代皇帝中出了名的暴君。他在位期间，虽然也曾精简机构，改革吏治，修建大运河，创建科举制，留下了不少功绩；然而，他大兴土木，营建东都洛阳，亲征吐谷浑，三征高句丽，生活上荒淫无耻，政策上横征暴敛，无底线地奴役百姓，可谓是“南征北战竭民力，予雄予智失民心”。因此造成田地荒芜、民不聊生、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抗，最终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，其本人也遭部下缢杀。
隋炀帝天资英纵，也颇有雄心壮志，他将年号定为“大业”，顾名思义就是想要大展宏图、创造千秋伟业。但他自视甚高、目空一切，缺乏敬畏百姓之心。殊不知，成就任何“大业”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，只能由人民和历史来评判；殊不知，人心就是力量，政之所兴在顺民，政之所废在逆民；殊不知，君视民如草芥，则民视君如寇仇。隋的一朝覆亡再一次发出警示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，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前途命运。惟有以百姓之心为心，方能走出“历史周期律”。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市黄浦区委组织部）
